李淑华。
口述者
李淑华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儿内科门诊主任、发热门诊主任
时间已经过去了20年，但每想起这件事，我的发条就会再次拧紧。
当时我刚大学毕业，医院儿科做住院医师。一天，有一个不到两岁的小孩因发烧3天来门诊看病。他很害怕，一直在妈妈怀里哭着、躲着，不肯露出脸来。
医院走来走去，我趁他趴在妈妈的肩膀上露出小脸蛋时，看到了他一眼，发现他的嘴唇很红，那是一种不自然的鲜艳颜色。
于是，我提出孩子会不会是“川崎病”，这是一种儿童常见的急性病症，普通的抗感染治疗是无效的。但上级医生认为，孩子眼睛没有红，嘴唇虽红但没有出现皲裂，与川崎病的诊断标准不符。
作为年轻医生，我的意见被否定了，患儿还是接受了抗感染治疗。治疗了2天，效果不好，家医院，最后他被确诊为川崎病，针对性治疗后很快痊愈。
其实也不能说我的上级医生就错了，他的意见与临床经验是符合的：川崎病往往要持续高热5天后才能确诊，我提出这一诊断时是孩子高热的第3天。医院能确诊，也是因为那时已经过了5天，川崎病症状更加明显了。
因为我提前2天作出了正确诊断，患儿家属很信任我，确诊后还是转回了我们这里住院治疗。如今，我跟他们已经是20年的老朋友了。
20年后的我，已是一名“老医生”，但这件小事的细节我仍然记忆犹新，时常在我心里敲响警钟：面对疾病时，谁都不能凭着资历就能高傲，而是应该时刻保持谦卑。
很多疾病在确诊前都像个难解的谜题，有经验的专家也可能会误判。一方面，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，医者要多看书学习；但另一方面，面对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时，医生一定不能只对照书本来看病，因为患者是不会按照书本来生病的。
虽然我从医的时间更长、经验更多，但不意味着年轻医生身上没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。以川崎病为例，我们这代人做了许多尝试，都没找到发病原因，但新一代的研究者们另辟蹊径，找到了难治性川崎病的治疗药物。我们要正视自己的不足和局限，不要忽视它，也不要否定它。
保持谦卑的心态，也被我用在了与患儿和家属的沟通中。面对那些有情绪的“抱怨型家长”时，不能用医生的权威直接否定他，要引导他们回到出发点——医院是想解决什么问题？我能为你提供什么帮助？
有些带着孩子来看病的妈妈会非常焦虑，情绪激动地说：“孩子反复看了好久，吃药不见好，为何还要让我吃药？”这个时候我不会“硬碰硬”，而是心平气和地“诱导”——孩子是不是生病？生了病是不是要治疗？我们能不能选择不吃药？如果不吃药，还有什么其他方法？几个回合下来，家长大都能理解，情绪慢慢平复，治疗就可以顺利开展。
作为儿科医生，我们有一些特殊方法与孩子交流。婴儿不会说话，就要采取最原始的方式，用动作跟他进行交流，比如随手拿起一支笔或者鲜艳的东西递给他，转移他的注意力。根据动作而不是语言，婴儿能感受到你想跟他交朋友的友好，在那片刻之间，他就乐于接受我们的检查。
出门诊时，碰到一些外向开朗型的宝宝，我们对他眨眼睛，他就会咯咯笑。有些小孩会主动分享自己的快乐，有的小女孩会认真地形容玩具娃娃、衣服、裙子如何漂亮，小男孩会用有限的词汇形容他的玩具车，跟我科普奥特曼家族。孩子的纯真是最好的礼物，能让我产生无法形容的愉悦感，在某种程度上对抗岁月的流逝，保持一种相对年轻的心态。
编者按：
没有人生来就是医者。
医者的成长路上，有人动摇、有人放弃，但更多的人在不断探索。直至遇到生命中那个决定性的瞬间，医者肩上的责任突然清晰，白大褂有新的意义，他们终于给自己一个确凿的答案:这就是我要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。第五个中国医师节将至，南方日报、南方+推出特别策划，请医者自述生命中的“医瞬间”，敬请垂注。
医瞬间口述者：
张世忠：面对固执的病人，我会想起我的爸爸
蒋宁一：投身核医学前，我当过5年赤脚医生
赵一凡：在阿富汗，我们没能救活那个小女孩
罗颂平：生命与生育的两难间，我希望她们多考虑自己
*锦辉实习生吴丽婷
徐昊实习生罗羽翎
*锦辉；徐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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